第 99 / 358 段
§99
希渊〔1〕问：“圣人可学而至，然伯夷、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？〔2〕”
先生曰：“圣人之所以为圣，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；犹精金之所以为精，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。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，金到足色方是精。然圣人之才力，亦有大小不同；犹金之分两有轻重。尧、舜犹万镒，文王、孔子犹九千镒，禹、汤、武王犹七八千镒，伯夷、伊尹犹四五千镒。才力不同，而纯乎天理则同，皆可谓之圣人；犹分两虽不同，而足色则同，皆可谓之精金。以五千镒者而入于万镒之中，其足色同也，以夷、尹而厕之尧、孔之间，其纯乎天理同也。盖所以为精金者，在足色，而不在分两，所以为圣者，在纯乎天理，而不在才力也。故虽凡人而肯为学，使此心纯乎天理，则亦可为圣人，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，分两虽悬绝，而其到足色处，可以无愧。故曰‘人皆可以为尧、舜’〔3〕者以此。学者学圣人，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。犹炼金而求其足色，金之成色所争不多，则锻炼之工省而功易成，成色愈下，则锻炼愈难。人之气质清浊粹驳，有中人以上、中人以下，其于道，有生知安行，学知利行，〔4〕其下者必须人一己百，人十己千，〔5〕及其成功则一。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，却专去知识、才能上求圣人，以为圣人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、才能逐一理会始得。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，徒弊精竭力，从册子上钻研、名物上考索、形迹上比拟。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，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。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，不务锻炼成色，求无愧于彼之精纯，而乃妄希分两，务同彼之万镒，锡、铅、铜、铁杂然而投，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，既其梢末，无复有金矣。”〔6〕
时曰仁在傍，曰：“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惑，大有功于后学。”
先生又曰：“吾辈用功，只求日减，不求日增。减得一分人欲，便是复得一分天理，何等轻快脱洒，何等简易！”〔7〕
先生曰：“圣人之所以为圣，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；犹精金之所以为精，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。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，金到足色方是精。然圣人之才力，亦有大小不同；犹金之分两有轻重。尧、舜犹万镒，文王、孔子犹九千镒，禹、汤、武王犹七八千镒，伯夷、伊尹犹四五千镒。才力不同，而纯乎天理则同，皆可谓之圣人；犹分两虽不同，而足色则同，皆可谓之精金。以五千镒者而入于万镒之中，其足色同也，以夷、尹而厕之尧、孔之间，其纯乎天理同也。盖所以为精金者，在足色，而不在分两，所以为圣者，在纯乎天理，而不在才力也。故虽凡人而肯为学，使此心纯乎天理，则亦可为圣人，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，分两虽悬绝，而其到足色处，可以无愧。故曰‘人皆可以为尧、舜’〔3〕者以此。学者学圣人，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。犹炼金而求其足色，金之成色所争不多，则锻炼之工省而功易成，成色愈下，则锻炼愈难。人之气质清浊粹驳，有中人以上、中人以下，其于道，有生知安行，学知利行，〔4〕其下者必须人一己百，人十己千，〔5〕及其成功则一。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，却专去知识、才能上求圣人，以为圣人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、才能逐一理会始得。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，徒弊精竭力，从册子上钻研、名物上考索、形迹上比拟。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，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。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，不务锻炼成色，求无愧于彼之精纯，而乃妄希分两，务同彼之万镒，锡、铅、铜、铁杂然而投，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，既其梢末，无复有金矣。”〔6〕
时曰仁在傍，曰：“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惑，大有功于后学。”
先生又曰：“吾辈用功，只求日减，不求日增。减得一分人欲，便是复得一分天理，何等轻快脱洒，何等简易！”〔7〕
📝 注疏
〔1〕
蔡希渊，名宗兖，浙江山阴人，正德十二年（1517）进士，历任至西川督学佥事，为王守仁最早所收弟子之一，参见《明儒学案》卷十一。
〔2〕
语本《孟子·万章篇下》：“伯夷，圣之清者也；伊尹，圣之任者也；柳下惠，圣之和者也；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”（第一章）
〔3〕
语本《孟子·告子篇下》：“曹交问曰：‘人皆可以为尧、舜，有诸？’孟子曰：‘然。’”（第二章）
〔4〕
语本《中庸》：“或生而知之，或学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一也。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强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”（第二十章）
〔5〕
语本《中庸》：“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。”（第二十章）
〔6〕
朱得之《稽山承语》存王守仁语录一条云：“童克刚问：‘《传习录》中以精金喻圣，极为明切，惟谓孔子分两不同万镒之疑，虽曾有躯壳起念之说，终是不能释然。’师不言，克刚请之不已。师曰：‘看《易经》便知道了。’克刚必请明言，师乃叹曰：‘早知如此起疑生辩，当时便多说这一千也得。今不自锻炼金之成色，只是问他人金之轻重，奈何！’克刚曰：‘坚若早得闻教，必求自见。今老而幸游夫子之门，有疑不决，怀疑而死，终是一憾。’师乃曰：‘伏羲作《易》，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用《易》。至于文王演卦于羑里，周公又演爻于居东，二圣人比之用《易》者似有间矣。孔子则又不同，其壮年之志，只是东周，故梦亦周公。尝曰：‘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！’（子罕篇）自许自志，亦止二圣人而已。况孔子玩《易》，韦编乃至三绝，然后叹《易》道之精，曰：‘假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’比之演卦演爻者，更何如？更欲比之用《易》如尧、舜，则恐孔子亦不自安也。其曰：‘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之者。’又曰：‘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。’抑为之不厌，乃其所至之位。”此条解说精金喻圣，较为详尽。
朱熹重立言垂训，故以孔子贤于尧、舜：“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，而所以继往圣、开来学，其功反有贤于尧、舜者。”（《中庸章句序》）王守仁重平章百姓，协和万邦，以用《易》高于学《易》，故以尧、舜贤于孔子：“中国圣人，以尧、舜为最。”（《谏迎佛疏》）这与二人的思想体系是相应的。
朱熹重立言垂训，故以孔子贤于尧、舜：“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，而所以继往圣、开来学，其功反有贤于尧、舜者。”（《中庸章句序》）王守仁重平章百姓，协和万邦，以用《易》高于学《易》，故以尧、舜贤于孔子：“中国圣人，以尧、舜为最。”（《谏迎佛疏》）这与二人的思想体系是相应的。
〔7〕
程、朱的用功方法，提倡格物穷理，以求日增。程颐说：“须是今日格一件，明日又格一件，积习既多，然后脱然有贯通处。”（《二程集·遗书》卷十八）朱熹亦然。王守仁的用功方法，提倡正心诚意，要求日减，所以说：“君子之学以明其心。其心本无昧也。而欲为之蔽，习为之害。故去蔽与害而明复，匪自外得也。”（《全书》卷七《别黄宗贤归天台序》）两种方法成为明显的对照。